同样是抑郁症，东西方患者的主诉会不一样，欧美等国的抑郁症患者更强调自己一无是处。最著名的抑郁症患者英国首相丘吉尔说过一句经典名言：“我一生做了许多事情，但是却一事无成”。丘吉尔一生都在对抗自己的这种消极思想，所以他又说：“人皆为蝼蚁，但我相信自己会是一只闪闪发光的蝼蚁。”他以此来排遣自己的抑郁情绪。但是在东方文化中长大的抑郁症患者则更强调疲惫和躯体疼痛，无价值感并非他们关注的焦点。

实际上，自我评价低（缺乏价值感）、躯体疼痛和疲惫，乃至便秘、嗜睡或失眠在抑郁症患者身上广泛存在，无论是受东方文化影响的患者还是受西方文化影响的患者都有上述症状。但是这些患者自我感知的最典型的症状却截然不同，这说明文化对疾病有深刻的影响。

一个可能的原因是东方文化对虚无主义有免疫力，庄老和佛陀的哲学在东方文化中大受欢迎，几乎所有的在东方文化中长大的人都认识到人生的终极价值是虚无的这一事实，并在心理上对此已经免疫。所以在东方文化中长大的抑郁症患者也对缺乏价值感这一点免疫了，整个社会都接纳人生无终极意义，他们自然不会特别重视自己的这一症状，反而更重视躯体疼痛和疲惫等症状。

Daniel Schacter等学者认为，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对在两种文化环境下长大的人的思维方式的影响很大。在西方文化中长大的人倾向于使用分析观进行信息加工，关注的是客体或人本身，而不太关注其所处的环境；而在东方文化中长大的人则更倾向于使用整体观进行信息加工，关注的是客体或人及其与所处环境之间的关系。

这种差异在东西方医学上体现得特别明显，西方医学注重对人体的精细研究，其对人体的认知是建立在解剖学的基础之上的，东方医学（包括中国古代医学和印度古代医学）则重视人与环境之间的关系。中医强调整体论，认为人与自然、社会、家庭是一个关系紧密的整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认为外界环境会影响人的健康，印度古代医学阿育吠陀也是如此。

如今我们知道，这二者各执一端，均未窥见全豹。

随着表观遗传与精准医学理论的兴起，人们越来越发现东方医学存在一定的合理性。表观遗传学研究的就是环境对生物的影响，所以学生物的人很容易接受中医的整体观，同样中医在学生物学中的表观遗传学时也会倍感亲切，因为表观遗传学的基本理念与中医的整体观高度一致。

表观遗传学研究发现，生物在环境因素的作用下，会导致一些基因组出现甲基化，这是生物致病的重要原因。所以现代生物学家在寻找去甲基化的办法，通过揭开组蛋白修饰的原理来理解疾病和寻找治疗疾病的药物。

中医也认为人在外部环境（如中医常说的外感六邪风、寒、燥、湿、暑、火等）的影响下致病，中医治疗疾病是旨在消除这些不良影响对人体的损害。中医还认为人的七情（人的七种情绪）也是致病的重要原因，中医将七情所导致的病称为情志病，现代脑科学家、精神病学家和心理学家研究的一些结果表明这类疾病也是人在生命早期（胎儿期和童年期）遭受的环境影响的结果，实际上也是一种表观遗传现象。

未来医学的发展必然是朝着融合东西方医学各自的优点的道路上走。生命很复杂，我们无法忽视中医的整体观，也无法忽视西医的精细研究，同时我们还无法忽视进化论的观点。

演化医学是最近几十年才兴起的一种医学观念，直到二十年前大多数人都不知道演化医学。​但是如今演化医学却正在成为一支劲旅，在医学世界里崛起。演化医学就是从进化论的角度来看待人类的各种疾病，分析人的疾病与人在自然界中的进化存在什么样的关系。比如癌症这种病，从演化医学的角度来看，就与人的繁殖和进化有关。那些携带原癌基因的人，平均生育的子女比不携带该基因的人要多，这意味着原癌基因携带者具有进化优势。

虽然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东西方在许多方面存在着分裂的现象，但是从生物学的角度来说，目前的全球一体化导致的冲突和融合现象必定在未来将东西方的思维特征糅合成一个整体，为我们人类后代所继承。东西方医学也会如此，在经历碰撞与融合后，将来也会糅合成一个整体，成为一种全新的医学。

如今就已经有这样的苗头了，Edmund Bourne是著名的焦虑症与恐惧症方面的专家，其著作《焦虑症与恐惧症手册》受到了全球医师和患者的欢迎，目前已经更新到第六版。我们在他的书中能看到大量的这样的建议：腹式呼吸、冥想、静坐，这与中国古代的气功和打坐以及佛教的禅定有何区别？塞利格曼研究善行对心理疾病患者的好处，鼓励心理疾病患者参与公益活动，这与佛教鼓励信徒布施和放生，认为这些活动能帮助他们获得健康又有何区别？

疾病问题并不是现代才有，自古至今人类一直都在与身心疾病做斗争，一万年前人类的大脑已经进化到与现代人不相上下的程度。也就是说我们并不比一万年前的祖先更聪明，我们只是多了些知识和技术上的积累而已。无论是东方人还是西方人，在过去一万年摸索出来的文化和医疗经验都具有实用性。如何将东西方的古今医学融为一炉，造福患者，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