患者的情绪问题受到了中医的高度重视，从古至今中医都将患者的情绪作为发病的内因，但是遗憾的是中医虽然有各种各样的专著，却缺乏精神医学方面的专著。这或许是因为人的精神世界太过奥妙，很难被早期医学家研究透。

传统中医将疾病的因由总结为三条：内因、外因和不内外因，并认为内因为主。关于内因，说法有很多，但是较无争议的说法为人之七情和正气虚弱，后者相当于今天所说的免疫力低下。中医常说一个人患病主要是因为外感六淫（又名六邪，指六种极端气候：风、寒、燥、湿、暑、火）和内伤七情。人在外感六淫和内伤七情之后，会产生痰饮、瘀血、滞气、寒邪、热毒等病理性产物，最终这些病理性产物胶结在一起，导致人的机体出现了种种疾病问题。

中医的七情即七种情志：喜、怒、忧、悲、思、恐、惊，中医认为七情通于人的五脏∶喜通心，怒通肝，忧通肺，悲、思通脾，恐通肾，惊通心与肝。故七情太过，则伤五脏。七情内伤，则有所亏损，治疗起来就很不容易。甚至有些医学家还说，情志过极，非药可医。

七情的问题几乎每个中医师都会讨论，历史上那些有名的中医学家的著作中很少见到不提及七情的，中医的许多方剂和药物也有疏肝解郁和安神养心的作用。不过有意思的是，中医在骨伤病、眼病、妇科疾病、儿科疾病、呼吸疾病、脾胃病、虚损病、外科疾病等绝大多数疾病方面都有专著，甚至连麻风、天花和肺结核这种单一病种上也有专著，但自古至今，却一直都缺乏精神医学专著。当然，我们也可以说中医的精神医学方面的内容散见于各医家的著作之中，只不过专门的成系统的精神医学方面的著作却确实没有。

中医虽然也认识到人的不良情绪与疾病存在重要的关系，发现不良情绪可以诱发痈疽（肿瘤）、中风（心脑血管疾病）等重大疾病，但对人的不良情绪的来源却知之甚少，也言之甚少。治疗人的情绪障碍方面的方剂和药物很有限，缺乏相关的系统性研究。

当然，在五六十年前，西医对人的情绪障碍问题所知也很有限。西方的心理学虽然起步较早，但早期的心理学和精神医学根本称不上是科学。以至于当有人推荐弗洛伊德获诺贝尔奖时，遭到了爱因斯坦等人的强烈反对。最近的半个世纪，由于现代科技的发达，人们可以通过脑部的核磁共振等手段来研究人的意识与大脑之间存在的各种关系，精神医学才真正地迈入了科学时代。相关研究显示，恶性肿瘤和心脑血管疾病确实与精神障碍存在一定关系，但我们现在也仅仅把这扇门打开，里面的内容仍然没有完全研究透。

传统中医认为人的思想意识是由“心”主宰的（“心之官则思”），我们要知道中医脏象学说中的“心”不能等同于现代医学中的心脏。它只能说是一个模糊的功能性概念，它既包含了心脏的部分功能，又包含了大脑的部分功能，甚至还包含了一些莫名其妙的难以用现代医学去解释的功能。而我们现在所说的精神和意识领域的一些内容，传统中医又把它归结为心之外的许多其他器官的功能，如传统中医认为胆的功能中包含判断和决策（“胆为中正之官…..决断出焉”），还认为脾主思虑肝主意志等等。

如今我们知道以上的各种与思维和意识相关的功能基本上都是大脑的功能，是在大脑的各个分区中完成的——也有一些研究显示肠道的益生菌与人的情绪也有关，还有一些研究显示把大脑分区的做法不科学，大脑是整体在发挥作用。所以如果我们要研究中医治疗情志病（精神疾患）的各种方法，最好同时对脑科学有深入的研究。

中医在历史上摸索出了许多卓有疗效的治疗人的情绪障碍的药物和方剂，中医的针灸疗法更是对脑神经和全身神经的恢复很有帮助——这一点已经得到了世卫组织的认可，针灸在治疗中风后遗症上的疗效就是典型例证。如果我们因为它的理论与现代科学格格不入而轻视它的作用，那也是一种偏见。人类在与疾病搏斗的过程中积累了许多在当时解释不清其原理，但是却卓有疗效的方法，我们应该继承这些治疗方法。

中医治疗情志病的方剂和药物也是散见在各个医生的著作之中的，如张仲景的《金匮要略》和孙思邈的《千金方》中就有“百合狐惑病”和“妇人脏躁”之类的疾病，这些疾病与现代医学中的抑郁症、躁郁症等情绪障碍疾病有相似之处。笔者用张仲景的甘麦大枣汤和孙思邈的淡竹茹汤治疗产后抑郁症，就有一定的疗效。也有很多医生用大小承气汤治疗抑郁症和精神分裂症等兼见便秘症状的患者，能够缓解患者急性发作的病情，这些治疗经验也很宝贵。

但中医因为对精神医学的理解不深入，往往把患者的自行缓解误认为是用药治愈了。比如抑郁症这种病，患者在一次发作自愈之后，可能会有非常长的一段缓解期，有些患者的缓解期可以长达20年以上（相关数据可见Aaron T. Beck和Brad A. Alford合著的著作《抑郁症》）。抑郁症通常的规律是无征兆的发作，发作开始时甚至连患者和患者家属都不知道，然后在发作一段时间后，又无征兆的自行缓解。有些女性患者的抑郁发作可能与排卵期和月经期等生理期有关联。

抑郁症患者大多存在乏力、轻生、失眠或嗜睡、厌食或暴饮暴食、情感淡漠和无性欲（爱无能和性冷淡）、自罪感、头痛、便秘等症状。如果我们用补中益气汤之类的方剂解决了患者的乏力症状，用承气汤之类的方剂解决了患者的便秘症状，用酸枣仁汤之类的方剂解决了他们的失眠症状，又恰逢患者自行缓解并进入一个很长的缓解期，我们便会误认为我们用中医治愈了患者。

但实际上这些患者并没有被治愈，我们只是恰巧解决了他们的躯体症状而已。当然，这种躯体症状的解决对患者从抑郁发作状态中走出是有一定的帮助的，可以缩短其抑郁发作的时间。

真正要治愈抑郁症、焦虑症和精神分裂症患者，还需要结合认知和行为疗法。认知和行为疗法的作用甚至大于药物的作用，有很多患者是不必非得依赖药物才能治愈的。患者的认知障碍是客观存在的，并非缓解其躯体症状就能解决掉其根本问题，而且有些躯体症状本身就是由情绪障碍引起的。有些患者的认知障碍是从幼年时期就开始出现的，对其认知障碍的纠正需要做很多工作。这些需要患者自行阅读有关书籍，也需要亲人的安慰与陪伴和心理咨询师的专业治疗相结合，才能达到最佳的效果。

因为我国社会普遍的存在对情绪障碍问题的无知和误解，所以在现实中，精神障碍患者大多不知道自己存在精神障碍问题。由于对精神疾病或心理疾病存在病耻感，大家也羞于向精神科医生求助。实际上我国精神障碍患者数约占总人口数的十分之一，精神致残已经成为致残的首要原因。比如一些患者性冷淡（抑郁症的典型症状之一就是儿童期对玩具缺乏兴趣，青少年时期凡事都感到很无聊，成人后无性欲），他们可能根本不知道自己是抑郁症患者，他们不会向精神科医生求助，只是不再过性生活，久而久之甚至认为这是一种高尚的行为。这些人如果结婚了，对自己的伴侣也是一种不折不扣的折磨。我在知乎上看到一些抑郁症患者家属吐槽，他们被压抑得也得了抑郁症。

我在农村见过一些抑郁症患者，他们经常郁郁寡欢，偶尔精神失常，大家都只是把他们当作脾气不好的人来对待，并没有意识到他们生病了，有些甚至指责他们无病呻吟。约有20%的人在人生的某一阶段或某些阶段会患抑郁症或抑郁症反复发作，这个比例非常高。真正得到治疗的抑郁症患者仅占少数，大多数患者都是自己在默默无言地承受着。这世界上哪怕有一个人能够理解并关爱他们，他们的痛苦也将大大降低，遗憾的是多数患者缺乏这样的照护者。

全世界大多数提倡禁欲主义的宗教创始人或许都存在抑郁的问题，也最能吸引抑郁症患者成为他们的教徒，他们认为性是罪恶的，禁欲是高尚的。但有意思的是，一些人投身宗教事业后，抑郁症不知不觉间痊愈了（抑郁症治愈率有30%左右），然后他们又发现自己对性颇有兴趣，再也守不住戒律清规，于是就犯戒了。这在任何一个宗教中都是普遍存在的现象，一些德高望重的宗教领袖可能在青少年时期存在抑郁症，毫无性欲，但是在从事宗教工作后，抑郁症痊愈了，又有了性欲。最后因为社会成见，要求他们禁欲，他们便偷偷摸摸地过性生活。事迹败露后，就成了丑闻。其实从医学的角度来说，这是一件令人欣慰的事情，这意味着他们康复了。

我相信随着医学的发展和科普工作者的努力，将来我们的社会在这个问题上一定会更宽容一些。宗教人士如果抑郁症痊愈了，完全可以既过正常人的生活，结婚生子（就像日本的和尚可以结婚一样），同时又以其丰富的宗教方面的专业知识继续去帮助和引导信众——毕竟宗教需求客观存在，而训练有素的宗教人员其实并不多。宗教也能解决很多社会问题，我曾见过不少患者被家人抛弃，但是却有许多教友在照顾他们。仅就这一点来说，我们就得承认宗教的社会价值也是巨大的。不过违反法律，违背他人的意愿进行的性侵犯就要遭到法律制裁和社会讨伐了。

说到宗教，这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领域。费曼在《宗教与科学的关系》一文中尝试着在这看似对立的二者之间进行对话，不过这篇文章在我看来还不完善，费曼没有认识到宗教在医学上的实用价值。而且，因为费曼偏科严重，对文科一向心存偏见，所以他也没有认识到宗教的超越道德的社会价值。

很多宗教都能治愈心理疾病，而且其效果比现代的精神科医生常用的行为认知疗法更好，并且不能排除一些宗教训练对根治成瘾性行为（如戒毒）和治愈癌症这类重大疾病也有意义。当然，中度或重度患者必须以正规治疗为主，否则很容易出现生命危险。笔者很想以后有空时就这一问题进行更深入的研究，然后狗尾续貂，将费曼那篇文章未能尽善尽美的地方完善一下。

中国古代医学与传统的道教和佛教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我们常常说中医博大精深，中医是哲学与医学的结合体，甚至说中医是道医，这些说法并没有错。《黄帝内经》中包含了大量的精神医学方面的内容，虽然它不是一本精神医学方面的专著。《黄帝内经》提倡的“恬淡虚无，病安从来”的人生观以及该书《上古天真论》篇中的许多其他内容都可以说是预防医学方面的杰出理论（尽管也有错误，比如该书不提倡冬季运动，如今我们知道运动应该不分季节，长期坚持）。《黄帝内经》中的许多哲学思想对维持人的心理平衡很有好处，也堪谓真知灼见，我们可以认为这些是最早的认知和行为疗法。

而佛教则更了不起，佛教的六度是一种比行为认知疗法更为完善的心理治疗系统。佛教的六度包括持戒、忍辱、布施、禅定、精进和般若，这六度几乎涵括了现代精神医学中的认知和行为疗法的所有内容，并且比之更科学。

佛教的一些群体性活动是“生物－心理－社会”医疗模式中非常重要的一环——社会，佛教徒通过布施（以各种方式行善）来与社会建立起友好关系，这对改善心境障碍者的生存状况、社交能力和提升他们的自我价值感都大有好处。美国心理学会主席塞利格曼研究助人为乐活动的心理治疗效果，得出了助人为乐确实能够使那些沉闷和忧郁的心理疾病患者更快乐的结论。这种结论早在两千多年前，佛陀和耶稣等宗教家就已经给出并付诸实践了。

但我个人对佛教的某些观念不完全认可，我的身心基本健康，性欲正常，对爱情持肯定态度，心态积极乐观，既有自知之明但也很自信，活力十足，不师心自用也不崇拜任何权威，一直都不卑不亢的活着。我的恩师是我当之无愧的精神导师，但他是个温和的谦谦君子，教诲我时从不居高临下，相处时始终坚持平等和互相尊重的原则，甚至更愿意跟我以兄弟和朋友的关系而非师生和父子的关系相处，他是那么的平易近人和可爱，我因此而愈发敬爱他。所以受他的影响，我不可能成为任何一种宗教的教徒，也不可能服膺任何权威。我愿意借鉴佛教心灵成长的方法，而对其教义中的一些内容则持保留态度。

况且，我就像爱因斯坦所说的那样，在实践中认识到这个世界是可以用科学思维来理解，并且充分享受这种理解带来的乐趣的那种人，所以我不会接受有神论。当然，我也不打算冒犯任何佛教徒，谁知道究竟是我的看法是对的还是他们的看法是对的呢？我是一个很开放的人，从不认为自己比别人更正确。我只坚持自己的人生态度，但对其他人的选择不做任何评价和否定。

如果我们能取其有利于自己的那部分，而搁置自己不认可的那部分，则佛教的六度是我所知道的最好的心灵成长的方法之一。当然我觉得更好的心灵成长的方法是爱、运动和广泛的阅读。我与罗素先生对爱情的认识高度契合，我们都认为爱情是最强烈的力量之一，人在有了自己的灵魂伴侣时，心灵能不断成长。不过这需要运气，并非所有人都能找到自己的灵魂伴侣。除了爱情，对家人和朋友的爱，以及对社会大众乃至整个生态圈的博爱精神，也有助于一个人建立起健全的人格。只是我得承认，我无法在博爱这个问题上做到尽善尽美，有时我也会比较自私，优先保护自己。话说回来，自我保护也是生物进化过程中形成的本能之一，并没有什么可指责之处。

今天我们知道所谓的心灵成长其实是大脑的全面发育，人在成长的过程中由于种种原因，大脑的发育受到了影响，有时甚至造成了脑损伤——这里需要说明一下，脑损伤不仅仅是指大脑受到了外力冲击或长了肿瘤，精神创伤和压力（尤其是慢性压力）也会造成脑损伤，而且是最主要的脑损伤的原因，童年的不幸往往会造成一个人出现严重的脑损伤。但造物主如此奇妙，它并没有关闭进化之门，它让我们的大脑终生都能不停地发育，所以脑损伤随时都有康复的可能，人人都可能实现灵魂的觉醒和心灵的康复。

目前，现代医学治疗精神障碍的手段也无非不过药物加认知行为疗法而已，有些药物是解决躯体症状的（如便秘、失眠、乏力、厌食），有些药物可能对心境障碍有作用（如碳酸锂等有稳定心境的作用）。

中医在几千年的实践中也摸索出了一些解决这类躯体症状的方法，同时中国传统文化中也发展出了许多疗愈身心的内容，甚至连陶渊明的诗和苏东坡的词都有疗愈情绪障碍的作用，这些丰富的非物质遗产是可以古为今用的。所谓文化，绝大多数都是人在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生存经验的结晶，所以说文化有疗愈身心的作用并不奇怪。

我经常被患者问到有没有什么好办法可以解决他们情绪不稳的问题，也经常被患者家属请求开点药缓解一下他们家人的情绪问题。对这个问题，我很难作答，因为古往今来，心病都是最难治疗的。脑损伤的恢复和心智的成长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需要多方面的努力，医生、患者、家庭和社会都尽力而为才能让患者康复。

医生要想帮患者解决这个问题，确实得如我的老师当年所说的那样，要“博古通今，贯通中西”，自我心智得成熟，对世界的认知要达到一种通透和圆融的状态，看透红尘后还能热爱红尘和生命，心甘情愿的作为一个平凡人，在这个世界上和光同尘的活着。只是要做到这些，却又谈何容易！